γ－干扰素释放试验(interferon－γ release assays，IGRAs)是检测结核分枝杆菌(MTB)特异性抗原刺激T细胞产生的γ－干扰素，以判断是否存在MTB的感染。IGRAs可弥补PPD试验的不足，目前多个国家已将其用于诊断MTB潜伏感染(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LTBI)，我国部分医院也已常规开展此项检测，且多家IGRAs试剂已经或即将进入临床应用。
LTBI是宿主感染MTB后的一种特殊状态，感染者体内的MTB处于持留状态，不能诊断为活动性结核病，但具有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对LTBI的高危人群进行早期诊断和适当干预，在结核病控制中具有积极意义。PPD试验作为诊断MTB感染的传统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的特点，至今仍广泛使用，但该方法使用的PPD抗原成分复杂，易受卡介苗接种和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sis mycobacterium，NTM)的影响，特异度较低，且对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及重症疾病患者等免疫功能受损人群的敏感度不足。研究结果提示，IGRAs诊断MTB感染的特异度高于PPD试验，但也有文献报道，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IGRAs与PPD试验相比并没有足够的优势。IGRAs技术要求高，操作程序复杂，样本检测时限短，难以实现高通量，价格昂贵。由于缺乏严谨、大规模和前瞻性的人群研究数据，故IGRAs的应用范围及结果解读存在较大争议。为了指导IGRAs在我国的合理应用，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与《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编辑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研讨，在借鉴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中低收入国家IGRAs应用说明的基础上，结合我国IGRAs应用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受到MTB抗原刺激致敏的T细胞再次遇到同类抗原时可产生γ－干扰素，IGRAs通过检测全血或分离自全血的单核细胞在MTB特异性抗原刺激下产生的γ－干扰素，判断受试者是否感染MTB。目前国际上较成熟的IGRAs有2种：(1)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全血中致敏T细胞再次受到MTB特异性抗原刺激后释放的γ－干扰素水平，称之为全血检测或结核感染T细胞免疫检测；(2)采用酶联免疫斑点技术(enzyme－linked immunospot assay，ELISPOT)测定在MTB特异性抗原刺激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能够释放γ－干扰素的效应T细胞数量，称之为细胞检测或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上述2种检测方法的原理类似，检测技术和操作程序略有不同，均采用MTB的RD1区基因编码抗原多肽作为特异性抗原，主要有相对分子质量为6 000的早期分泌抗原靶(ESAT－6)和相对分子质量为10 000的培养滤液蛋白(CFP－10)抗原或抗原多肽。有些产品在此基础上增加了TB7.7抗原多肽。我国目前生产或代理IGRAs试剂盒的多个厂家完成或正在进行注册审评，其中部分产品已获准上市。
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目前IGRAs的使用范围是检测血液样本中效应T细胞产生γ－干扰素的能力，用于诊断MTB感染。适应证主要包括LTBI的诊断和活动性结核病的辅助诊断。ESAT－6和CFP－10主要存在于MTB复合群，而在卡介苗和大多数NTM中缺失，因此IGRAs的特异度较好。但ESAT－6和CFP－10也存在于少数几种NTM中，如堪萨斯分枝杆菌、海分枝杆菌、苏尔加分枝杆菌、转黄分枝杆菌和胃分枝杆菌，故IGRAs阳性不能排除上述几种NTM感染的可能。由于ELISPOT技术是从单细胞水平进行检测，可及时捕获细胞周围分泌的细胞因子，故敏感度更高。但在实际使用中发现，IGRAs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的特异度和敏感度均存在较大差异，在某些人群中并未显示其敏感度和特异度优于PPD试验。且IGRAs对实验技术和实验条件要求较高，价格昂贵，样本检测时限短，难以实现高通量，因而限制了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推广应用。此外，不同IGRAs产品使用的抗原、检测试剂、检测参数和界值设定等可能存在差异，对最终检测结果及其判读有一定影响。
截至2011年，共有来自25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编制的33个关于IGRAs应用的指南，其中部分指南可通过基于循证医学的结核病诊断网站(http：//www.tbevidence.org)获得。绝大部分指南来自结核病低负担的发达国家，结核病中、高负担国家中仅有巴西、保加利亚、韩国和沙特阿拉伯发表了相应的指南。欧美等发达国家通常推荐将IGRAs用于辅助诊断MTB感染。由于IGRAs的检测效率受结核病流行情况等影响，若直接将结核病低负担国家制定的指南推广到结核病高负担国家显然不合适。即便都是低负担、高收入的国家，各国指南对IGRAs应用的意见也明显不同。归纳不同指南的观点，主要有以下相对一致或相近的建议：(1)IGRAs不能有效区分活动性结核病和LTBI，因此IGRAs对活动性结核病的诊断价值有限，尤其在结核病高负担国家；(2)无论是特异度还是敏感度，IGRAs均优于或至少不差于PPD试验，因此，在诊断LTBI方面，发达国家多推荐单独或联合应用IGRAs。
WHO对IGRAs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系统评估，在此基础上，WHO于2011年颁布了中低收入国家/结核病高负担国家IGRAs应用说明，并指出，尽管数据尚不充分，但现有研究结果显示，在结核病高负担国家，IGRAs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与PPD试验比较，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加之IGRAs的方法复杂且成本高，故WHO认为：(1)目前尚无充分事实依据支持IGRAs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广泛使用，特别是在结核病和(或)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高负担的国家；(2)IGRAs和PPD试验均不能准确预测MTB感染者发生结核病的风险；(3)IGRAs和PPD试验均不能用于活动性结核病的诊断；(4)在中、低收入国家中不应推荐用IGRAs替代PPD试验作为大规模健康人群中筛查结核病的公共卫生手段。
我国一方面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但又与低收入国家在结核病控制经费投入、结核病流行特点、卡介苗接种以及NTM感染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制定我国IGRAs应用指南时应综合考虑。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和《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编辑委员会组织结核病临床专家、实验室研究人员及结核病流行病学专家，在对我国有限的IGRAs应用报道进行荟萃分析的基础上，参照现有的IGRAs国际应用指南，讨论并提出以下关于IGRAs在我国应用的建议。
PPD试验和IGRAs均无法区分LTBI和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国内IGRAs的研究数据显示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差别较大，敏感度为53%～98%，特异度为60%～90%(或以上)，但多数文献报道的敏感度和特异度>70%，提示IGRAs的特异度优于PPD试验。考虑到我国肺结核患者中菌阴肺结核所占比例较高，在诊断这类患者缺乏细菌学依据时，IGRAs可发挥其辅助作用。近几年来国内有IGRAs(仅限于ELISPOT方法)辅助诊断结核性胸膜炎和结核性腹膜炎等肺外结核的报道，其中采用胸腔积液和腹水等体液或组织标本检测的IGRAs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高达90%以上，采用血液标本检测时IGRAs则并未显示出优势。此类研究报道数量不多，病例数也不足，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IGRAs仅限于血液样本的检测，即IGRAs对体液或组织标本的研究尚未经过充分验证，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不同试剂的研究存在人群入组标准、所用IGRAs检测试剂和判断标准等不一致的问题，难以获得IGRAs在我国应用的充分数据。建议：(1)IGRAs不能用于确诊或排除活动性结核病，但对缺少细菌学诊断依据的活动性结核病(如菌阴肺结核等)，IGRAs可在常规诊断依据的基础上，起到补充或辅助诊断的作用；(2)IGRAs检测胸腔积液和腹水等非血液标本的检测程序、判断标准和诊断效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儿童结核病的临床症状不典型，重症及肺外结核病比例较高，且结核病患儿的细菌载量低，咳嗽反射和气管纤毛运动能力差，病原学检查阳性率很低，PPD试验和IGRAs联合诊断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为数不多的文献报道，在儿童结核病的辅助诊断研究中，细胞检测的特异度与全血检测类似，但敏感度优于全血检测。国内外IGRAs检测儿童结核病的荟萃分析数据表明，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差别较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IGRAs的敏感度与PPD试验相当，而特异度优于PPD试验。由于儿童的PPD试验诊断标准尚未统一，难以客观比较IGRAs和PPD试验的差异，且低龄儿童采血可能带来伤害，其综合效益有待进一步评估。建议：(1)IGRAs的敏感度并不优于PPD试验，且IGRAs操作复杂、价格昂贵，不建议常规以IGRAs替代PPD试验对儿童活动性结核病进行辅助诊断；(2)PPD试验易受年龄和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而出现假阴性，建议联合应用IGRAs和PPD试验作为儿童结核病的辅助诊断方法，尤其适用于重症结核病和难以获得细菌学诊断依据的结核病。
与一般人群相比，LTBI发生结核病的风险相对较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活动性结核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医务工作者甚至结核病高发地区人群进行LTBI筛查、追踪及干预具有积极意义。与PPD试验相比，理论上IGRAs的特异度更好，文献报道，IGRAs的阳性预测值显著高于PPD试验，前者为14.6%(95%CI为6%～29%)，后者为2.3%(95%CI为0.7%～2.5%)。然而，IGRAs在预测活动性结核病发生风险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IGRAs与PPD试验并无显著差别，前者略高于后者，分别为2.1%和1.6%。目前国内尚缺少严格设计的IGRAs对预测活动性结核病发生风险的研究报道，有关医护工作者中LTBI筛查的文献报道较多，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单次IGRAs检测的特异度优于单次PPD试验。但对IGRAs动态检测阳转的判定标准以及对IGRAs阳转在预测结核病发生风险的认识并不一致。目前对于是否开展IGRAs的动态监测各国指南中均没有明确阐述，很多国家的相关指南中倾向于仅用PPD试验进行动态监测，或在PPD试验阳性时再进行IGRAs确认。
由于LTBI诊断缺乏金标准，目前尚难以客观评价IGRAs对LTBI的诊断作用。趋于一致的意见是，国内缺乏大规模前瞻性研究数据，PPD试验和IGRAs均不能有效区分活动性结核病和LTBI，二者均难以准确预测LTBI进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有限的研究数据并不支持IGRA较PPD试验具有更高的预测价值。尽管发达国家多建议序贯或联合应用PPD试验和IGRAs进行接触者追踪及干预，但考虑到IGRAs的技术要求复杂、检测成本高、样本检测时限短和难以实现高通量等原因，WHO的制定的策略中仍建议中低收入国家仅用PPD试验诊断和追踪结核病密切接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现阶段应用提出以下建议：(1)PPD试验和IGRAs均可用于LTBI的诊断和追踪，若考虑到PPD试验检测结果可能受卡介苗接种或NTM影响时，可对PPD试验阳性者进一步采用IGRAs帮助确认；(2)不宜采用IGRAs对大范围人群进行LTBI筛查；(3)PPD试验仍是在健康人群中动态筛查LTBI的首选。
在对儿童MTB感染的排查研究中，IGRAs(主要指细胞检测)和PPD试验的一致性较差，主要的不一致为PPD试验阳性而IGRAs阴性，占总体不一致的94%～100%。北京儿童医院的研究结果表明，96%的5岁以下儿童不一致结果为PPD试验阳性而IGRAs阴性，提示IGRAs对5岁以下儿童具有排除PPD试验假阳性的作用。建议：排查儿童MTB感染时，先采用PPD试验，对PPD试验阳性者可再行IGRAs辅助确诊。
HIV感染是LTBI进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的高危因素，临床上对HIV感染人群进行LTBI筛查非常重要，以避免艾滋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发生结核病。荟萃分析结果显示，IGRAs的敏感度并未高于PPD试验，但IGRAs(尤其是细胞检测)受CD4+ T细胞数量的影响小于PPD试验，这可能因为IGRAs检测过程中已对单个核细胞数量进行了标准化，即在检测程序上消除了淋巴细胞数量减少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另有研究报道，尽管IGRAs与PPD试验比较并未显示阳性预测结果更好，但其阴性预测价值更高，即HIV感染人群中IGRAs阴性者可较好地排除MTB感染。不同国家的IGRAs指南对其应用建议也有差别，如WHO和巴西对结核病高负担的低收入地区建议仅用PPD试验筛查HIV感染人群中的LTBI患者，而其他国家则建议单独、序贯或同时采用IGRAs进行筛查。我国的研究报道显示，IGRAs检测艾滋病患者中LTBI的敏感度较PPD试验更高。
除HIV感染者外，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器官移植等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及糖尿病等特殊患者，因其自身原因，或接受糖皮质激素或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拮抗剂等免疫抑制药物治疗导致免疫功能缺陷，这类患者是LTBI发展为结核病的高风险人群，对这类患者也有必要进行LTBI筛查。"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前结核预防与管理专家建议"中指出，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在接受TNF－α拮抗剂治疗前应进行LTBI筛查。国外指南多建议，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在接受TNF－α拮抗剂治疗前，采用IGRAs联合或不联合应用PPD试验筛查LTBI。建议：(1)对HIV感染人群进行LTBI筛查，单用PPD试验的敏感度不高，应单用IGRAs或联合使用PPD试验，在方法选择上优先考虑细胞检测技术。(2)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器官移植患者在接受糖皮质激素或TNF－α拮抗剂治疗前，应单用IGRAs或联合使用PPD试验筛查LTBI。
综上所述：(1)IGRAs可用于诊断MTB感染，但不能区分活动性结核病和LTBI，也不能准确预测LTBI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2)IGRAs对疑似结核病患者具有辅助诊断作用，IGRAs阴性结果对排除MTB感染有一定帮助；(3)IGRAs用于筛查LTBI时不受卡介苗接种的影响，较少受到NTM感染的影响，但IGRAs不适用于流行病学筛查，不推荐以IGRAs替代PPD试验用于健康人群公共卫生干预中的筛查手段；(4)IGRAs在HIV感染人群中筛查LTBI的敏感度优于PPD试验，但在其他人群中的检测效率尚需进一步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本建议是基于国内有限的研究数据和使用经验，并结合国际上特别是WHO同类指南，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现阶段我国应用IGRAs的建议。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证据更加充分，及时调整应用建议，以便于更好地指导IGRAs在我国的应用。
专家组成员(排名不分先后)：王国治、徐苗(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生物制品检定所)；陈心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马玙、端木宏谨、许绍发、傅瑜、张宗德、李亮、初乃惠、高孟秋、黄海荣、唐神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屠德华、王甦民(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赵雁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结核病参比实验室)；罗宏(山西省太原市医学会)；刘晓清(北京协和医院)；申阿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肖和平、沙巍、陈晋(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吴雪琼、程小星(解放军第三○九医院)；李文慧、周星[中华医学会《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