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发性肝细胞癌放射治疗指南(2020年版)
国际肿瘤学杂志, 2021,48(1) : 1-10. DOI: 10.3760/cma.j.cn371439-20201208-00001

(除非特别注明，均为2A类推荐)

1　概述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居我国恶性肿瘤的第4位和第2位[1,2]。原发性肝癌的病理类型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细胞癌和混合型肝癌，其中HCC约占85%～90%。三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临床表现及治疗策略等方面有所不同，本指南中的肝癌特指HCC。我国HCC多在慢性肝病或肝硬化基础上发展形成，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分期较晚，因此总体预后较差。HCC的治疗强调多学科综合模式，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对于可手术HCC，根治性肝切除术或肝移植术是标准的治疗方案；对于不可手术HCC，放射治疗(简称放疗)、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经动脉化疗栓塞(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及系统治疗等都是可选择的有效治疗手段。近年来随着放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三维适形放疗(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3D-CRT)、调强放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及图像引导放疗(image-guided radiotherapy，IGRT)等技术在肝癌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国内外不同指南对肝癌放疗的推荐存在分歧。结合目前最新临床研究成果，现制定《中国原发性肝细胞癌放射治疗指南(2020年版)》，目的在于规范HCC放疗的临床实践，推动放疗在HCC中的应用，从而提高肝癌患者的生存率。本指南参照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按照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证据和共识的类别进行分类(附录1)。

2　临床表现
2.1　症状

HCC早期无典型症状，少数患者可有腹胀、腹痛、乏力和食欲不振等慢性肝病相关症状。一旦出现肝区疼痛、黄疸、出血以及肝性脑病等典型症状，往往提示疾病已到中晚期。若出现远处转移，患者可有受累器官的相关症状。

2.2　体征

HCC早期患者多无明显阳性体征，中晚期肝癌的阳性体征包括黄疸、肝脏肿大、血管杂音及门静脉高压征象(如腹腔积液、脾脏肿大等)。

3　辅助检查
3.1　实验室检查
3.1.1　一般检查：

包括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及潜血试验、肝肾功能、血糖、凝血功能、机体免疫指标等。

3.1.2　病毒感染指标：

主要检测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相关指标，血清学检测包括HBsAg、抗-HBs、HBeAg、抗-HBe、抗-HBc、抗-HCV等，病毒学检测包括HBV DNA定量、HCV RNA定量等。

3.1.3　肿瘤标志物：

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是HCC诊断和疗效监测常用的重要指标之一。若血清AFP≥400 μg/L，在排除妊娠、慢性或活动性肝病以及生殖腺胚胎源性肿瘤等情况下，高度提示肝癌。AFP轻度升高时，应进行动态观察，并与肝功能变化对比分析。对血清AFP阴性人群，AFP异质体、异常凝血酶原和血浆游离微小核糖核酸也可作为肝癌早期诊断标志物[3,4]。

3.2　影像学检查
3.2.1　超声：

超声是最常用的检查方法。常规灰阶超声可早期、敏感地检岀肝内占位，并观察肝内或腹腔转移病灶、肝内血管及胆管侵犯等。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可观察病灶内血供，同时明确病灶性质及与肝内重要血管的比邻关系。超声造影可提示肝肿瘤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帮助鉴别肿瘤的性质[4]。

3.2.2　CT:

动态增强CT和多模态MRI扫描是肝脏超声和血清AFP筛查异常者明确诊断的首选影像学检查[4]。肝脏动态增强CT常用于肝癌的临床诊断及分期，也用于肝癌治疗的疗效评价，特别是对TACE治疗后观察碘油沉积有优势。同时，借助CT后处理技术可进行血管三维重建、肿瘤及肝脏体积测量、肺和骨等其他脏器转移评价等。

3.2.3　MRI:

肝脏多模态MRI无辐射影响、组织分辨率更高，具有形态结合功能(包括扩散加权成像等)综合成像技术能力，是HCC临床诊断、分期和疗效评价的优选影像技术[4]。多模态MRI对于直径≤2.0 cm肝癌的检出和诊断能力优于动态增强CT[5,6]。使用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可提高直径≤1.0 cm肝癌的检岀率及鉴别诊断的准确率[7,8,9,10]。多模态MRI在评价肿瘤是否侵犯门静脉、肝静脉主干及其分支，以及是否存在腹腔或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等方面较动态增强CT也更具优势。

3.2.4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采用经选择性或超选择性肝动脉进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可明确显示肿瘤大小、数目及血供情况。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能够为血管解剖变异、肿瘤与重要血管解剖关系以及门静脉侵犯等提供准确客观的信息，对于判断手术完整切除的可能性以及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有重要价值[4]。

3.2.5　PET-CT:

PET-CT可以提供肿瘤整体状况尤其是转移的信息，同时反映肿瘤代谢变化。PET-CT对于HCC临床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尚不理想，不推荐作为常规检查，可作为其他检查手段的补充。

3.3　穿刺活检

对于具有典型影像学特征、符合HCC临床诊断标准的患者，不需要常规进行诊断性肝脏病灶穿刺活检[11]。而对于缺乏典型影像学特征的肝脏占位性病变，穿刺活检可获得病理学诊断，为明确病灶性质、分析肿瘤分子分型、指导治疗和判断预后等提供重要的信息。

4　肝脏储备功能评估
4.1　Child-Pugh肝功能分级

综合总胆红素、白蛋白、凝血酶原时间、腹腔积液、肝性脑病5个方面对肝功能进行分级(附录2)，是目前肝癌放疗最常用和最重要的肝脏储备功能评估手段。

4.2　肝脏储备功能测定

15 min吲哚菁绿潴留率主要反映肝细胞摄取能力(有功能的肝细胞量)及肝脏血流量，重复性较好。

5　筛查和诊断
5.1　筛查

在我国，HBV和(或)HCV感染、酒精性肝病、非酒精脂肪性肝炎、长期食用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血吸虫病等多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是肝癌高危人群，应定期进行肝癌早期筛查，建议至少每6个月进行一次血清AFP检测和肝脏超声检查，筛查异常者应通过影像学或肝活检进一步诊断、随访。

5.2　诊断
5.2.1　病理诊断：

肝脏占位、肝外转移病灶活检标本，或手术切除组织标本，经病理组织学和(或)细胞学检查明确诊断为HCC仍是金标准。

5.2.2　临床诊断：

在所有实体瘤中，仅HCC可采用临床指标确定诊断。综合病史、血清学检测(肿瘤标志物和病毒感染指标)和影像学检查做出临床诊断。在动态增强MRI、动态增强CT、Gd-EOB-DTPA增强MRI和超声造影4种影像学检查中，HCC的典型影像学表现为病灶在动脉期明显强化、门脉期和(或)延迟期强化减低的"快进快出"的增强方式。诊断标准如下[12]：

①若肝脏结节<1 cm，定期进行筛查。

②若肝脏结节为1～2 cm，上述4种影像学检查至少2项检查有典型的肝癌特征，结合病史和血清学检测，可做出HCC的临床诊断；若无或只有1项检查有典型肝癌特征，应密切进行影像学随访，每2～3个月一次，必要时行肝穿刺活检。

③若肝脏结节>2 cm，4种影像学检查中只要有1项显示典型的肝癌特征，结合病史和血清学检测，可做出HCC的临床诊断；若均无典型的肝癌特征，需进行肝穿刺活检。

④若常规影像学未明确提示肝脏结节，但AFP≥400 μg/L，则上述4种影像学检查只要有1项显示典型的肝癌特征，结合病史和血清学检测可做出HCC的临床诊断；若影像学均无典型的肝癌特征，应密切进行肿瘤标志物和影像学随访，每2～3个月一次。

临床诊断也可参考HCC诊断路线图[4]，见附录3。

6　分期

准确的分期对于治疗方案制定以及预后评价至关重要。国际上常用的肝癌分期系统包括TNM分期(附录4)和巴塞罗那分期(BCLC)。依据我国肝癌特点，我国专家建立了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4]，具体如下：

CNLC Ⅰa期：体力状态(performance status，PS)评分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单个肿瘤最大径≤5 cm，无血管侵犯和肝外转移。

CNLC Ⅰb期：PS评分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单个肿瘤最大径>5 cm，或2～3个肿瘤最大径均≤3 cm，无血管侵犯和肝外转移。

CNLC Ⅱa期：PS评分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2～3个肿瘤、单个肿瘤最大径>3 cm，无血管侵犯和肝外转移。

CNLC Ⅱb期：PS评分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肿瘤数目≥4个、不论肿瘤大小，无血管侵犯和肝外转移。

CNLC Ⅲa期：PS评分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不论肿瘤情况，有血管侵犯，无肝外转移。

CNLC Ⅲb期：PS评分0～2分，肝功能Child-Pugh A/B级，不论肿瘤情况，不论血管侵犯，有肝外转移。

CNLC Ⅳ期：PS评分3～4分或肝功能Child-Pugh C级，不论肿瘤情况及侵犯转移情况。

7　治疗

HCC治疗更强调多学科综合模式，特别是对疑难复杂病例的处理要避免单学科治疗的局限性。主要治疗方法包括肝切除术、肝移植术、局部消融治疗、TACE治疗、放疗、系统治疗等。

7.1　外科治疗

外科治疗是早期HCC患者最重要的根治性治疗手段，主要包括肝切除术和肝移植术。

7.1.1　手术切除适应证：

肝脏储备功能良好的CNLCⅠa期、Ⅰb期和Ⅱa期肝癌是手术切除首选适应证[4]；部分CNLC Ⅱb期和Ⅲa期肝癌，也可考虑手术切除[13,14]。

7.1.2　肝移植适应证：

肝移植是根治性治疗手段之一，尤其适用于肝功能失代偿、不适合手术切除及局部消融的早期肝癌患者。我国专家推荐采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标准作为肝移植适应证判断依据[4]，即：单个肿瘤直径≤6.5 cm；肿瘤数目≤3个，其中最大肿瘤直径≤4.5 cm，且肿瘤直径总和≤8.0 cm；无大血管侵犯。

7.2　局部消融治疗

我国HCC患者大多数合并肝硬化，而且大部分HCC患者在确诊时已属于中晚期，有手术切除机会的患者仅占20%～30%[4,15]。局部消融治疗可使部分无法手术的患者获得根治机会。

7.2.1　局部消融适应证：

局部消融治疗适用于CNLC Ⅰa期及部分Ⅰb期肝癌患者；无血管、胆管和邻近器官侵犯以及远处转移，肝功能分级Child-Pugh A/B级者可以获得根治性疗效[4,16,17,18]。对于不能手术切除的直径3～7 cm的单发肿瘤或多发肿瘤，可采用局部消融联合TACE[4,19,20,21]。

7.2.2　常见消融手段：

常见消融手段包括RFA、微波消融、冷冻消融、无水乙醇注射等。

7.3　TACE治疗

肝癌TACE治疗的适应证主要包括[4]：

①CNLC Ⅱb、Ⅲa和部分Ⅲb期肝癌患者。

②可手术切除，但由于其他原因不能或不愿接受手术治疗的CNLC Ⅰb、Ⅱa期肝癌患者。

③门静脉主干未完全阻塞，或虽完全阻塞但门静脉代偿性侧支血管丰富或通过门静脉支架植入可以复通门静脉血流的肝癌患者。

7.4　系统治疗

对于晚期肝癌患者，有效的系统治疗可以减轻肿瘤负荷，改善肿瘤相关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存时间[4]。

7.4.1　系统治疗适应证[4]

①合并有血管侵犯或肝外转移的CNLC Ⅲa、Ⅲb期肝癌患者。

②虽为局部病变，但不适合手术切除或TACE的CNLC Ⅱb期肝癌患者。

③合并门静脉主干或下腔静脉瘤栓者。

④多次TACE治疗后肝血管阻塞和(或)TACE治疗后进展的患者。

7.4.2　系统治疗的药物选择[12]

①肝功能分级Child-Pugh A或B≤7分：一线治疗推荐索拉非尼[22,23]、仑伐替尼[24]、多纳非尼、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25]或奥沙利铂为主的系统化疗[26]；二线治疗推荐瑞戈非尼[27]、阿帕替尼或PD-1单抗(纳武利尤单抗[28]、帕博利珠单抗[29]和卡瑞利珠单抗[30]等)。

②肝功能分级Child-Pugh B>7分或C级：可采用具有肝癌适应证的现代中药制剂或最佳支持治疗等。

7.5　放疗

肝癌放疗以外照射为主，加之国内外开展肝癌近距离治疗的中心及相关研究较少，本指南仅介绍肝癌外照射相关内容。

在二维放疗年代，全肝照射诱发的放射性肝病(radiation-induced liver disease，RILD)大大限制了放疗在肝癌治疗中的应用[31]。近年来随着放疗新技术，如3D-CRT、IMRT、SBRT及IGRT等的不断应用，临床上实现了真正的精准放疗，即高剂量照射区精准覆盖肿瘤区域同时正常组织器官得到充分保护，这大大推动了肝癌放疗的发展。随着放疗技术的进步和肝癌放疗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放疗在HCC治疗中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可，只要病变无法手术切除，或者患者有严重合并症无法耐受手术，而且不论病变在什么部位，放疗都可以考虑作为潜在根治性、综合治疗的一部分或姑息性治疗手段应用于不同分期的HCC患者。同时还要大力支持开展前瞻性研究，从而使临床应用放疗的证据级别进一步提高。

7.5.1　放疗适应证

①潜在根治性SBRT：CNLC Ⅰa、部分选择性的Ⅰb期HCC患者，尤其是小肝癌(≤5 cm)患者，若无手术或消融治疗等适应证，或患者由于高龄或严重合并症等无法耐受手术或消融治疗，或患者不愿接受有创性治疗，以及通过其他治疗后残留和复发的HCC，均可采用SBRT治疗。患者具有以下情况时，与RFA相比，SBRT可能具有一定优势：肿瘤>3 cm，位于膈下、肿瘤邻近大血管、中央胆道系统、心脏等部位，或肿瘤在超声下不可视，这类情况下SBRT是局部消融治疗的有效替代手段。

②TACE和放疗的综合治疗：CNLC部分Ⅰb、Ⅱa、Ⅱb、Ⅲa期无手术适应证HCC患者，采用包括放疗在内的综合治疗属于优选治疗，尤其是TACE联合放疗不论在局部控制率还是生存率方面更具优势。

③手术和放疗的综合治疗：等待肝移植患者，放疗可以作为桥接治疗控制肿瘤，维持患者的肝移植候选状态；部分晚期HCC患者通过放疗可以缩小肿瘤，转化为可手术；接受窄切缘(<1 cm)手术HCC患者术后放疗可以降低复发率，提高疗效(2B类证据)。

④姑息性放疗：有肝外转移的CNLC Ⅲb期HCC患者，出现淋巴结转移，肺、骨、肾上腺和脑等的转移时，放疗可以缓解症状，预防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寡转移病灶也可以行SBRT治疗，提高疗效(2B类证据)。

7.5.2　HCC放疗证据
7.5.2.1　SBRT证据：

文献报道HCC经过恰当的SBRT治疗后2～3年肿瘤局部控制率高达83.6%～100%[32,33,34,35]，≥3级肝脏及胃肠道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低于5%[34]，2～3年总生存率约为48.3%～70.0%(部分研究包括了同时合并瘤栓甚至有远处转移的患者)，若为单纯的小肝癌(≤5 cm)患者SBRT甚至可以取得与根治性手术相似的疗效[36]。

一项研究比较了SBRT(少数患者接受了每次3 Gy的大分割放疗)与RFA的疗效，在肿瘤数目≤3个、肿瘤最大径≤3 cm的不可手术HCC患者中，两者的总生存率、局部控制率和肝脏不良反应方面是相似的[37]。基于2 064例亚洲患者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SBRT是RFA的有效替代治疗，尤其是肿瘤>3 cm、位于膈下和TACE治疗后进展的患者[38]。

目前研究表明SBRT治疗HCC可获得良好而又持久的局部控制率，但不同中心在患者选择、放疗模式以及正常肝脏和胃肠道剂量限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仍需要开展SBRT治疗的前瞻性研究，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7.5.2.2　TACE和放疗的综合治疗证据：

不可手术的HCC患者，包括病变较大(>5 cm)、多发肿瘤(≥2个)、合并瘤栓等情况，现有研究表明这类患者应优选包括TACE和放疗在内的综合治疗。

TACE对于大多数患者并非根治性治疗，TACE和放疗的综合治疗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疗效。Shim等[39]的研究显示，不可手术肝癌TACE联合放疗和单纯TACE治疗相比，肿瘤大小为5～7 cm者2年总生存率分别为63%和42%，8～10 cm者分别为50%和0，>10 cm者分别为17%和0，均显示出综合治疗的优势。Kim等[40]对≥10 cm的巨大HCC的研究发现，TACE联合放疗组中位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以及肝内控制率均较单纯TACE组显著改善。

一项研究纳入了107例不可手术、但均接受了TACE联合放疗的HCC患者，结果显示，肝内原发灶为孤立肿瘤患者疗效最好，中位生存期35个月；肝内多发肿瘤但均可以包括在放疗野内或放疗野外病变也控制良好者中位生存期16个月；肝内多发肿瘤放疗后放疗野内病变控制良好，但放疗野外病变仍有活性者中位生存期只有5个月[41]。该研究表明对于肝内多发性HCC患者，若通过综合治疗病变均可以控制，局部放疗仍有生存获益。

2015年Huo和Eslick[42]发表了一项关于不可手术HCC患者TACE联合放疗与单纯TACE治疗比较的Meta分析，共包括25项研究(11项小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14项非随机对照研究)，其中8项研究包括了临床Ⅲ或Ⅳ期患者，18项研究包括了门静脉瘤栓患者，共计2 577例肝癌患者。多数研究采用常规分割放疗。病例汇总后分析TACE联合放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22.7个月，明显优于单纯TACE组的13.5个月(P<0.001)，而且不论1年到5年的生存率还是治疗有效率均是综合治疗组更高。亚组分析显示，患者无论是否合并门静脉瘤栓都可以从综合治疗中获益。研究认为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对于不可手术HCC患者而言，TACE联合放疗明显优于单纯TACE治疗。

HCC患者合并瘤栓是最主要的不良预后因素之一，支持治疗的生存期仅2～4个月[43]。放疗是瘤栓局部治疗中最有效的手段，客观有效率为39.6%～51.8%，采用包括放疗在内的综合治疗后中位总生存期可以延长到10.2～10.6个月[44,45]。

在BCLC指南中HCC合并瘤栓的唯一推荐治疗是系统治疗，但是2018年发表的前瞻性随机研究证实，TACE联合放疗不论是无进展生存还是总生存方面均明显优于作为一线治疗的索拉非尼[46]。

2019年一项研究总结了639例HCC合并瘤栓TACE联合放疗作为一线治疗的结果，中位总生存期为10.7个月，放疗后3个月内，3级以上肝功能异常和胆红素升高发生率分别是8.1%和1.5%；3级以上胃肠道出血发生率为1.6%[47]。研究认为，HCC合并瘤栓患者TACE联合放疗既安全又有效，可以作为患者的一线治疗。

HCC侵犯下腔静脉或右心房仅占4%左右[48]，理论上瘤栓脱落可能引起肺栓塞等严重并发症，但一项包括164例患者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这类患者进行放疗的局部控制率达83.8%，仅有1例患者出现肺栓塞，提示放疗对这类患者同样安全有效[49]。

7.5.2.3　手术和放疗的综合治疗证据：

等待肝移植的HCC患者常需要桥接治疗，以维持患者的肝移植候选状态，SBRT是常用的桥接治疗手段之一[50,51]。2017年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对比了SBRT、TACE、RFA作为肝移植桥接治疗的疗效，3种治疗方案的5年生存率及术后并发症相似[52]。

与根治性手术(切缘≥1 cm)相比，窄切缘(<1 cm)术后HCC复发率高，患者生存率低[53]。Wang等[54]的研究结果显示，窄切缘手术患者行术后放疗可取得与根治性手术患者相似的总生存期，二者的生存率均明显高于单纯窄切缘手术患者。另外，术后放疗可以明显降低肝内和肝外复发率。

尽管手术治疗在HCC合并瘤栓患者中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国内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的数据显示，新辅助放疗联合手术者2年总生存率达27.4%，显著高于单纯手术治疗的9.4%，体现了综合治疗的优势[55]。

7.5.2.4　姑息性放疗证据：

HCC肝外转移可导致受累器官出现相关症状，如疼痛、咳嗽等，这部分患者需要进行包括放疗在内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对淋巴结[56]、肾上腺[57]、骨或软组织[58]、肺[59]或脑[60]转移等患者，放疗可使转移病变缩小、症状缓解，从而提高生命质量。

7.5.3　放疗禁忌证：

HCC患者如肝内病变呈广泛弥漫分布、PS评分3～4分、肝功能Child-Pugh C级、既往同一部位放疗史、合并严重的内科基础疾病，预计不能安全实施放疗者不建议行放疗。

7.5.4　放疗实施要点
7.5.4.1　放疗定位

定位前准备：定位前一般应禁食禁饮4 h。定位前30 min口服300 ml稀释后的肠道对比剂(饮用水500 ml与20%泛影葡胺20 ml混合)。进行CT模拟定位前口服剩余的200 ml稀释的肠道对比剂。

CT定位：患者仰卧位，体膜固定，层厚3～5 mm扫描，扫描范围从膈上4～5 cm至L4椎体下缘，应用静脉增强对比剂。

MRI图像融合：多模态MRI可显著增加肝脏病变边界的辨识度，所以强烈建议同时根据定位CT和MRI图像对HCC患者进行靶区勾画。定位CT和MRI图像采集时患者应尽可能采取同一固定体位，从而达到CT/MRI更好的图像融合。

7.5.4.2　放疗靶区勾画

强调结合多种影像学资料来确定靶区：

①大体肿瘤体积(gross tumor volume，GTV)：要利用平扫和增强定位CT(或4D-CT)图像、充分结合多模态MRI图像来确定GTV范围。建议对HCC原发肿瘤和瘤栓分别进行勾画。原发肿瘤多在动脉期进行勾画，瘤栓在静脉期或延迟期进行勾画。无MRI模拟定位机的单位，也可参照诊断MRI进行GTV勾画。

②临床靶体积(clinical target volume，CTV)：对于肝内原发肿瘤，在没有病理分级、非SBRT技术情况下，建议GTV外扩5 mm形成CTV[61]，在采用SBRT技术的情况下，多不需要外放CTV；瘤栓多局限在管壁内，一般不需要外放CTV；由于HCC出现淋巴结转移少见，CTV一般不包括淋巴引流区，但对于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建议CTV包括相应淋巴引流区。

③计划靶体积(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一般在CTV基础上外放5～15 mm，具体根据各单位质控数据确定。

7.5.4.3　放疗剂量及分割模式

①SBRT治疗：最佳剂量和分割模式尚无统一标准，临床具体选择主要取决于肝脏功能和正常器官剂量限制，也与病变的大小、数量和位置等有关。若肿瘤≤5 cm，肝功能分级Child-Pugh A级时，多采用总剂量30～50 Gy，3～5次完成；若肿瘤>5 cm，或靠近胃肠道时单次剂量可以减少为5～5.5 Gy，共照射10次左右。有治疗经验的放疗中心可以对Child-Pugh B级7分HCC患者谨慎选择SBRT治疗，同时需要调整处方剂量和更严格的危及器官剂量限制[62]。

②常规分割放疗：用于晚期肝癌的放疗，多采用50～60 Gy、单次1.8～2.0 Gy的分割模式。

7.5.4.4　危及器官剂量限制

正常器官耐受剂量需综合考虑放疗总剂量、分割方式、肝功能Child-Pugh分级、正常肝体积(全肝体积减GTV)大小等因素，其中RILD仍然是影响HCC放疗安全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①SBRT治疗：

1)肝功能Child-Pugh A级，放疗次数3～5次，正常肝体积>700 ml时，正常肝平均剂量<15 Gy或肝脏体积>800 ml时<18 Gy[63]。

2)我国肝癌患者大多伴有肝硬化和脾功能亢进，导致胃肠道瘀血和凝血功能异常，胃肠道的放射耐受剂量可能低于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RTOG)推荐的剂量，目前研究认为，放疗分次数3～5次时，胃和小肠最大剂量均应<22.2～35.0 Gy，最佳<30 Gy；食管最佳<32 Gy。

3)放疗分次数3～5次，双肾平均剂量最佳<10 Gy；脊髓最大剂量<21.9～30.0 Gy，最佳<25 Gy。

②常规分割放疗：

1)肝功能Child-Pugh A级患者，正常肝平均剂量<28 Gy[64]；肝功能Child-Pugh B级者，肝脏对射线的耐受性下降，正常肝平均剂量<24 Gy[65]，肝功能Child-Pugh C级患者不建议行肝脏放疗。

2)胃和小肠最大剂量均应<54 Gy，胃V45<45%，小肠V50≤5%。

3)双肾平均剂量≤15 Gy，如一侧肾脏平均剂量>19 Gy，则另一侧肾脏尽量减少受照剂量；脊髓最大剂量<45 Gy。

7.5.4.5　放疗技术：

建议采用3D-CRT、IMRT、SBRT等技术。螺旋断层放疗适合多发病灶的肝癌患者。建议采用IGRT技术，尤其是选择SBRT时，每次治疗必须有图像引导，以提高治疗的准确性并减少治疗的不良反应。

HCC放疗技术的选择和放疗野的设计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充分保护正常肝组织，即便是接受低剂量照射的正常肝体积也要尽量减少，所以对于晚期HCC患者多选择3～5个非均匀分布的照射野，从而保证放疗的顺利完成、保留正常肝脏的再生能力，为进一步的综合治疗奠定基础。

呼吸运动是导致肝脏肿瘤在放疗过程中运动和形变的主要原因，目前常用的控制呼吸运动的手段包括腹压器、呼吸门控技术、实时肿瘤追踪技术等[66]。

7.5.4.6　放疗的并发症：

常见的急性不良反应主要包括乏力、恶心呕吐、骨髓抑制、肝功能损伤，严重者有上消化道出血等。治疗上以对症为主，多数急性不良反应在治疗后可以恢复。

RILD是肝脏放疗最主要的剂量限制性不良反应之一，包括典型性和非典型性两种。①典型性RILD：大多数发生在放疗后4个月内，患者表现为疲乏、体重增加、腹围增大、无黄疸性腹腔积液、肝肿大和碱性磷酸酶(AKP)升高>正常值上限2倍。②非典型性RILD：大多数发生在放疗后3个月内，主要表现为肝功能的异常，如转氨酶(ALT或AST)升高>正常值上限5倍，或肝功能Child-Pugh评分增加≥2分，无肝肿大和腹腔积液。诊断RILD要排除肝脏肿瘤进展、病毒性或药物性因素所致的临床表现和肝功能等的异常[67]。RILD一旦发生死亡率较高，因此在制定放疗计划前要充分评估患者的基础疾病，尤其是肝脏疾病，如肝炎、肝硬化等，放疗前必须进行肝功能分级评价，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恰当的放疗方案，以尽量避免RILD的发生，即在临床实践中，重点是预防RILD的发生。

7.5.4.7　放疗过程中抗病毒治疗：

合并HBV感染的患者，即使HBV DNA为阴性，进行抗肿瘤治疗过程中也可能出现HBV的再激活，重者可导致肝衰竭甚至死亡[68]。因此合并HBV感染特别是复制活跃的肝癌患者，口服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应贯穿治疗全过程。宜选择强效低耐药的药物如恩替卡韦、替诺福韦酯或丙酚替诺福韦等[4]。

对于HCV相关肝癌，如果有肝炎活动建议应行直接抗病毒药物或聚乙二醇干扰素α联合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4]。

7.5.4.8　放疗后疗效评估及随访：

放疗后1个月复查，以后2年内每3个月复查一次，5年内每半年复查一次，5年后每年复查一次，出现进展相关症状随时复查。

复查项目：症状询问、体格检查、营养状态评估、治疗后的早晚期不良反应评价、血液学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肿瘤标志物、病毒感染指标、机体免疫指标等)和影像学检查(腹部CT或MRI、胸部X线片或胸部CT)等。

中国原发性肝细胞癌放射治疗指南(2020年版)专家组名单

顾问专家组成员　李晔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刘孟忠(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章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组长　王维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曾昭冲(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副组长　吴德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梁世雄(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岳金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秘书　朱向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组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喆(宁夏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万觉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习勉(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马学真(青岛市中心医院)、王兆海(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王捷(四川省肿瘤医院)、王颖(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尹丽(江苏省肿瘤医院)、朱向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朱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乔文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刘鹏(浙江省肿瘤医院)、孙德宇(辽宁省肿瘤医院)、李金高(江西省肿瘤医院)、杨永净(吉林省肿瘤医院)、吴君心(福建省肿瘤医院)、吴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张春林(甘肃省肿瘤医院)、张晓智(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张献波(河北省人民医院)、陆寓非(河南省肿瘤医院)、陈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郁志龙(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罗文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庞青松(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练祖平(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段学章(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俞新爽(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曹建忠(山西省肿瘤医院)、曹培国(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崔湧(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黎功(清华大学长庚医院)

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附录1
NCCN证据和共识的类别

1类：基于高水平证据提出的建议，专家组一致同意；

2A类：基于低水平证据提出的建议，专家组一致同意；

2B类：基于低水平证据提出的建议，专家组基本同意，无明显分歧；

3类：基于任何水平证据提出的建议，专家组意见存在明显分歧。

附录2
Child-Pugh肝功能分级
点击查看表格
观测指标 评分
1 2 3
肝性脑病(期别) 0 1～2 3～4
腹腔积液 无 少量 中等量
白蛋白(g/L) >35 28～35 <28
凝血酶原时间延长(秒) <4 4～6 >6
总胆红素(μmol/L) <34 34～50 >50

注：5～6分为A级；7～9分为B级；10～15分为C级

附录3
肝细胞癌诊断路线图[4]
点击查看大图

注：CEUS为超声造影，使用超声对比剂实时观察正常组织和病变组织的血流灌注情况；EOB-MRI为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磁共振扫描；AFP(＋)为超过血清甲胎蛋白检测正常值

附录4
原发性肝细胞癌TNM分期(AJCC第8版)

T原发肿瘤

Tx：原发肿瘤无法评估

T0：无原发肿瘤的证据

T1：单发肿瘤最大径≤2 cm，或单发肿瘤最大径>2 cm且无血管侵犯

T1a：单发肿瘤最大径≤2 cm

T1b：单发肿瘤最大径>2 cm且无血管侵犯

T2：单发肿瘤最大径>2 cm且有血管侵犯，或多发肿瘤，最大径均≤5 cm

T3：多发肿瘤，且至少有一个最大径>5 cm

T4：无论肿瘤数目和大小，累及门静脉的主要分支或肝静脉；或肿瘤直接侵犯除胆囊外的临近器官，或穿透脏层腹膜

N区域淋巴结

Nx：区域淋巴结无法评估

N0：无区域淋巴结转移

N1：有区域淋巴结转移

M远处转移

M0：无远处转移

M1：有远处转移

点击查看表格
分期 T N M
ⅠA T1a N0 M0
ⅠB T1b N0 M0
Ⅱ T2 N0 M0
ⅢA T3 N0 M0
ⅢB T4 N0 M0
ⅣA 任何T N1 M0
ⅣB 任何T 任何N M1
参考文献
[1]
ChenW, ZhengR, BaadePD, et al. 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 2015[J]. CA Cancer J Clin, 2016, 66( 2): 115- 132. DOI: 10.3322/caac.21338.
[2]
ZhouM, WangH, ZengX, et al. Mortality, morbidity, and risk factors in China and its provinces, 1990-2017: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J]. Lancet, 2019, 394( 10204): 1145- 1158. DOI: 10.1016/S0140-6736(19)30427-1.
[3]
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肝胆分会，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分子诊断专委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肝癌专委会，等. 肝胆肿瘤分子诊断临床应用专家共识[J].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2020, 26( 2): 81- 89. DOI: 10.3760/cma.j.issn.1007-8118.2020.02.001.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0, 40( 2): 121- 138. DOI: 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0.02.01.
[5]
LeeYJ, LeeJM, LeeJS, et 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multidetector CT and MR imaging—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Radiology, 2015, 275( 1): 97- 109. DOI: 10.1148/radiol.14140690.
[6]
LiuX, JiangH, ChenJ, et al. Gadoxetic acid disodium-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utperformed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in diagnosing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eta-analysis[J]. Liver Transpl, 2017, 23( 12): 1505- 1518. DOI: 10.1002/lt.24867.
[7]
RaoSX, WangJ, WangJ, et al. Chinese consensus 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hepatobiliar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ontrast agent: gadoxetic acid disodium[J]. J Dig Dis, 2019, 20( 2): 54- 61. DOI: 10.1111/1751-2980.12707.
[8]
ZengMS, YeHY, GuoL, et al. Gd-EOB-DTPA-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focal liver lesions in Chinese patients: a multicenter, open-label, phase Ⅲ study[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Dis Int, 2013, 12( 6): 607- 616. DOI: 10.1016/s1499-3872(13)60096-x.
[9]
IchikawaT, SaitoK, YoshiokaN, et al.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focal liver lesions: a Japanese phase Ⅲ，multicenter comparison between gadoxetic acid disodium-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predominantly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chronic liver disease[J]. Invest Radiol, 2010, 45( 3): 133- 141. DOI: 10.1097/RLI.0b013e3181caea5b.
[10]
YooSH, ChoiJY, JangJW, et al. Gd-EOB-DTPA-enhanced MRI is better than MDCT in decision making of curative treatment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Ann Surg Oncol, 2013, 20( 9): 2893- 2900. DOI: 10.1245/s10434-013-3001-y.
[11]
FornerA, VilanaR, AyusoC, et al. Diagnosis of hepatic nodules 20 mm or smaller in cirrhosis: prospective validation of the noninvasive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Hepatology, 2008, 47( 1): 97- 104. DOI: 10.1002/hep.21966.
[12]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0.
[13]
YinL, LiH, LiAJ, et al. Partial hepatectomy vs.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for resectable multip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eyond Milan Criteria: a RCT[J]. J Hepatol, 2014, 61( 1): 82- 88. DOI: 10.1016/j.jhep.2014.03.012.
[14]
TorzilliG, BelghitiJ, KokudoN, et al. A snapshot of the effective indications and results of surger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tertiary referral centers: is it adherent to the EASL/AASLD recommendations？：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the HCC East-West study group[J]. Ann Surg, 2013, 257( 5): 929- 937. DOI: 10.1097/SLA.0b013e31828329b8.
[15]
MurrayLJ, DawsonLA. Advances in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Semin Radiat Oncol, 2017, 27( 3): 247- 255. DOI: 10.1016/j.semradonc.2017.02.002.
[16]
ChenMS, LiJQ, ZhengY, et al.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 comparing percutaneous local ablative therapy and partial hepatectomy for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Ann Surg, 2006, 243( 3): 321- 328. DOI: 10.1097/01.sla.0000201480.65519.b8.
[17]
FengK, YanJ, LiX, et a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nd surgical res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J Hepatol, 2012, 57( 4): 794- 802. DOI: 10.1016/j.jhep.2012.05.007.
[18]
NgKKC, ChokKSH, ChanACY, et al.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of hepatic resection versus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early-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Br J Surg, 2017, 104( 13): 1775- 1784. DOI: 10.1002/bjs.10677.
[19]
PengZW, ZhangYJ, ChenMS, et 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with or without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J]. J Clin Oncol, 2013, 31( 4): 426- 432. DOI: 10.1200/JCO.2012.42.9936.
[20]
MorimotoM, NumataK, KondouM, et al. Midterm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intermediate-siz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for determining the efficacy of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combined with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J]. Cancer, 2010, 116( 23): 5452- 5460. DOI: 10.1002/cncr.25314.
[21]
ChenQW, YingHF, GaoS, et 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plus chemoembolization versus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lone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lin Res Hepatol Gastroenterol, 2016, 40( 3): 309- 314. DOI: 10.1016/j.clinre.2015.07.008.
[22]
LlovetJM, RicciS, MazzaferroV, et al. Sorafenib in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N Engl J Med, 2008, 359( 4): 378- 390. DOI: 10.1056/NEJMoa0708857.
[23]
ChengAL, KangYK, ChenZ,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o-rafenib in patient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ith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phase Ⅲ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J]. Lancet Oncol, 2009, 10( 1): 25- 34. DOI: 10.1016/S1470-2045(08)70285-7.
[24]
KudoM, FinnRS, QinS, et al. Lenvatinib versus sorafenib in first-lin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randomised phase 3 non-inferiority trial[J]. Lancet, 2018, 391( 10126): 1163- 1173. DOI: 10.1016/S0140-6736(18)30207-1.
[25]
FinnRS, QinS, IkedaM, et al. Atezolizumab plus bevacizumab in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N Engl J Med, 2020, 382( 20): 1894- 1905. DOI: 10.1016/S0140-6736(18)30207-1.
[26]
QinS, BaiY, LimHY, et al. Randomized, multicenter, open-label study of oxaliplatin plus fluorouracil/leucovorin versus doxorubicin as palliative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from Asia[J]. J Clin Oncol, 2013, 31( 28): 3501- 3508. DOI: 10.1200/JCO.2012.44.5643.
[27]
BruixJ, QinS, MerleP, et al. Regorafenib for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ho progressed on sorafenib treatment (RESORCE):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trial[J]. Lancet, 2017, 389( 10064): 56- 66. DOI: 10.1016/S0140-6736(16)32453-9.
[28]
El-KhoueiryAB, SangroB, YauT, et al. Nivoluma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heckMate 040): an open-label, non-comparative, phase 1/2 dose escalation and expansion trial[J]. Lancet, 2017, 389( 10088): 2492- 2502. DOI: 10.1016/S0140-6736(17)31046-2.
[29]
ZhuAX, FinnRS, EdelineJ, et al. Pembrolizuma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eviously treated with sorafenib (KEYNOTE-224): a non-randomised, open-label phase 2 trial[J]. Lancet Oncol, 2018, 19( 7): 940- 952. DOI: 10.1016/S1470-2045(18)30351-6.
[30]
QinS, RenZ, MengZ, et al. Camrelizumab in patients with pre-viously treated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parallel-group, randomised, phase 2 trial[J]. Lancet Oncol, 2020, 21( 4): 571- 580. DOI: 10.1016/S1470-2045(20)30011-5.
[31]
IngoldJA, ReedGB, KaplanHS, et al. Radiation hepatitis[J]. Am J Roentgenol Radium Ther Nucl Med, 1965, 93: 200- 208.
[32]
Durand-LabrunieJ, BaumannAS, AyavA, et al. Curative irradiation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ulticenter phase 2 trial[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20, 107( 1): 116- 125. DOI: 10.1016/j.ijrobp.2019.12.004.
[33]
TakedaA, SanukiN, TsurugaiY, et al. Phase 2 study of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and option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for solit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not amenable to resection and radiofrequency ablation[J]. Cancer, 2016, 122( 13): 2041- 2049. DOI: 10.1002/cncr.30008.
[34]
RimCH, KimHJ, SeongJ. Clinical feasibility and efficacy of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J]. Radiother Oncol, 2019, 131: 135- 144. DOI: 10.1016/j.radonc.2018.12.005.
[35]
SanukiN, TakedaA, OkuY, et al.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for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retrospective outcome analysis in 185 patients[J]. Acta Oncol, 2014, 53( 3): 399- 404. DOI: 10.3109/0284186X.2013.820342.
[36]
SuTS, LiangP, LiangJ, et al. Long-term survival analysis of 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 versus liver resection for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7, 98( 3): 639- 646. DOI: 10.1016/j.ijrobp.2017.02.095.
[37]
HaraK, TakedaA, TsurugaiY, et al. Radiotherap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sults in comparable survival to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J]. Hepatology, 2019, 69( 6): 2533- 2545. DOI: 10.1002/hep.30591.
[38]
KimN, ChengJ, JungI, et al.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vs.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 Asia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J Hepatol, 2020, 73( 1): 121- 129. DOI: 10.1016/j.jhep.2020.03.005.
[39]
ShimSJ, SeongJ, HanKH, et al. Local radiotherapy as a complement to incomplete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in locally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Liver Int, 2005, 25( 6): 1189- 1196. DOI: 10.1111/j.1478-3231.2005.01170.x.
[40]
KimKH, KimMS, ChangJS, et al. Therapeutic benefit of radiotherapy in huge (≥10 cm)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Liver Int, 2014, 34( 5): 784- 794. DOI: 10.1111/liv.12436.
[41]
KoomWS, SeongJ, HanKH, et al. Is local radiotherapy still valuable for patients with multiple intrahepati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0, 77( 5): 1433- 1440. DOI: 10.1016/j.ijrobp.2009.07.1676.
[42]
HuoYR, EslickGD.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plus radiotherapy compared with chemoembolization alone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AMA Oncol, 2015, 1( 6): 756- 765. DOI: 10.1001/jamaoncol.2015.2189.
[43]
ChanSL, ChongCC, ChanAW, et al. Manage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 portal vein tumor thrombosis: review and update at 2016[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6, 22( 32): 7289- 7300. DOI: 10.3748/wjg.v22.i32.7289.
[44]
ImJH, YoonSM, ParkHC, et al. Radio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 portal vein tumour thrombosis in a hepatitis B endemic area[J]. Liver Int, 2017, 37( 1): 90- 100. DOI: 10.1111/liv.13191.
[45]
YoonSM, LimYS, WonHJ, et al. Radiotherapy plus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vading the portal vein: long-term patient outcomes[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2, 82( 5): 2004- 2011. DOI: 10.1016/j.ijrobp.2011.03.019.
[46]
YoonSM, RyooBY, LeeSJ,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plus external beam radiotherapy vs sorafenib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 macroscopic vascular invasio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Oncol, 2018, 4( 5): 661- 669. DOI: 10.1001/jamaoncol.2017.5847.
[47]
KimYJ, JungJ, JooJH, et al. Combined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and radiotherapy as a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 macroscopic vascular invasion: necessity to subclassify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stage C[J]. Radiother Oncol, 2019, 141: 95- 100. DOI: 10.1016/j.radonc.2019.08.009.
[48]
LeeIJ, ChungJW, KimHC, et al. Extrahepatic collateral artery supply to the tumor thrombi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vading inferior vena cava: the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 factors[J]. J Vasc Interv Radiol, 2009, 20( 1): 22- 29. DOI: 10.1016/j.jvir.2008.09.030.
[49]
RimCH, KimCY, YangDS, et al. External beam radiation therapy 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volving inferior vena cava and/or right atrium: a meta-analysis and systemic review[J]. Radiother Oncol, 2018, 129( 1): 123- 129. DOI: 10.1016/j.radonc.2018.02.030.
[50]
KatzAW, ChawlaS, QuZ, et al. Stereotactic hypofractionated radiation therapy as a bridge to transplanta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linical outcome and pathologic correlation[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2, 83( 3): 895- 900. DOI: 10.1016/j.ijrobp.2011.08.032.
[51]
O′ConnorJK, TrotterJ, DavisGL, et al. Long-term outcomes of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ncer as a bridge to transplantation[J]. Liver Transpl, 2012, 18( 8): 949- 954. DOI: 10.1002/lt.23439.
[52]
SapisochinG, BarryA, DohertyM, et al.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vs. TACE or RFA as a bridge to transplant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J]. J Hepatol, 2017, 67( 1): 92- 99. DOI: 10.1016/j.jhep.2017.02.022.
[53]
ChangCM, WeiCK, LeeCH, et al. Long-term follow-up of centr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omparison with non-centr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Hepatogastroenterology, 2012, 59( 114): 492- 495. DOI: 10.5754/hge11361.
[54]
WangWH, WangZ, WuJX, et al. Survival benefit with IMRT following narrow-margin hepatectomy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lose to major vessels[J]. Liver Int, 2015, 35( 12): 2603- 2610. DOI: 10.1111/liv.12857.
[55]
WeiX, JiangY, ZhangX, et al. Neoadjuvant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 for 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 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 a randomized, open-label, multicenter controlled study[J]. J Clin Oncol, 2019, 37( 24): 2141- 2151. DOI: 10.1200/JCO.18.02184.
[56]
ParkYJ, LimDH, PaikSW, et al. Radiation therapy for abdomi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J Gastroenterol, 2006, 41( 11): 1099- 1106. DOI: 10.1007/s00535-006-1895-x.
[57]
ZhouLY, ZengZC, FanJ, et al. Radiotherapy treatment of adrenal gland metastases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J]. BMC Cancer, 2014, 14: 878. DOI: 10.1186/1471-2407-14-878.
[58]
HeJ, ZengZC, TangZY,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bone metastases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ceiving external beam radiotherapy[J]. Cancer, 2009, 115( 12): 2710- 2720. DOI: 10.1002/cncr.24300.
[59]
JiangW, ZengZC, ZhangJY, et al. Palliative radiation therapy for pulmonary metastases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Clin Exp Metastasis, 2012, 29( 3): 197- 205. DOI: 10.1007/s10585-011-9442-4.
[60]
ParkY, KimKS, KimK, et al. Nomogram prediction of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reated with whole-brain radiotherapy: a multi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J]. J Neurooncol, 2015, 125( 2): 377- 383. DOI: 10.1007/s11060-015-1926-7.
[61]
WangMH, JiY, ZengZC, et al. Impact factors for microinvasion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ossible application to the definition of clinical tumor volume[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0, 76( 2): 467- 476. DOI: 10.1016/j.ijrobp.2009.01.057.
[62]
CulletonS, JiangH, HaddadCR, et al. Outcomes following definitive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B or 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Radiother Oncol, 2014, 111( 3): 412- 417. DOI: 10.1016/j.radonc.2014.05.002.
[63]
SonSH, ChoiBO, RyuMR, et al.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ose-volumetric parameters predicting the hepatic complication[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0, 78( 4): 1073- 1080. DOI: 10.1016/j.ijrobp.2009.09.009.
[64]
PanCC, KavanaghBD, DawsonLA, et al. Radiation-associated liver injury[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0, 76( 3 Suppl): S94- S100. DOI: 10.1016/j.ijrobp.2009.06.092.
[65]
KoayEJ, OwenD, DasP. Radiation-induced liver disease and mo-dern radiotherapy[J]. Semin Radiat Oncol, 2018, 28( 4): 321- 331. DOI: 10.1016/j.semradonc.2018.06.007.
[66]
HuY, ZhouYK, ChenYX, et al. 4D-CT scans reveal reduced magnitude of respiratory liver motion achieved by different abdominal compression plate positions in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tumors undergoing helical tomotherapy[J]. Med Phys, 2016, 43( 7): 4335. DOI: 10.1118/1.4953190.
[67]
中华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 2016年原发性肝癌放疗共识[J].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 2016, 25( 11): 1141- 1150. DOI: 10.3760/cma.j.issn.1004-4221.2016.11.001.
[68]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J]. 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 2019, 12( 6): 401- 428. DOI: 10.3760/cma.j.issn.1674-2397.2019.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