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国原发性肝癌发病人数为46.6万人，死亡42.2万人，超过世界原发性肝癌发病总数的一半[1]。为此，很多肝癌治疗相关学会都制订了原发性肝癌(主要是肝细胞肝癌)的诊治指南、共识或规范。原发性肝癌放疗已得到这些学会的认可，并写入指南、共识或规范。然而，这些指南、共识或规范，未对原发性肝癌放疗的系列问题展开详细阐述。本共识仅对原发性肝癌的放疗部分进行论述，不讨论其诊断及其他治疗方式。
放疗分为外放疗和内放疗。外放疗是利用放疗设备产生的射线(光子或粒子)，经体外聚焦到体部肿瘤，从而破坏肿瘤细胞的DNA，导致肿瘤细胞死亡，达到控制肿瘤的目的。内放疗是利用放射性核素，经机体管道或通过针道植入肿瘤内，使肿瘤受到来自内部的射线照射。原发性肝癌包括肝细胞肝癌和肝内胆管细胞癌两种常见不同病理类型，其放疗处理原则不同：(1)肝细胞肝癌淋巴结转移少见，而肝内胆管细胞癌淋巴结转移较常见；肝细胞肝癌外放疗不必针对肝门及腹膜后淋巴引流区行预防性照射；(2)肝细胞肝癌动脉血供丰富，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细胞肝癌接受肝动脉栓塞化疗(介入治疗)的效果好，而肝内胆管细胞癌动脉血供欠丰富，碘油栓塞效果欠佳，其介入治疗对综合治疗的贡献有限；(3)肝细胞肝癌较肝内胆管细胞癌常见，放疗的临床经验较多。因此，本共识分别论述这两种不同病理类型的原发性肝癌。
由上述3家学会成立的肝癌学组或消化肿瘤学组，以放疗科医生为主，还吸纳肝癌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放射诊断科、放射和超声介入科医生等，形成学组委员会。由组长执笔完成共识初稿，分发到各委员，征求意见，最后集中讨论形成终稿。
本共识的目的是让从事肝癌诊治的临床医生，了解放疗在肝癌综合治疗中的作用，清楚肝癌患者的疾病进程中，什么阶段需要应用放疗。特别是让从事放疗的医务人员清楚肝癌放疗的适应证、放疗实施过程的具体问题，从而，使更多的肝癌患者能从放疗中获益。
本共识的引用文献通过Medline搜索引擎，以MeSH Terms"hepatocellular carcinoma"或"cholangiocarcinoma"，和"radiation therapy"或"radiotherapy"查阅至2016年4月的发表论文(包括在线发表)。
本共识采用循证医学等级(见表1)，将证据级别和推荐强度相结合，证据级别可信度从高到低分为A、B、C，推荐强度从强到弱分为1和2。推荐强度主要考虑证据的质量、患者对治疗效果的关注程度、治疗方法的利弊和简便程度、治疗价格和资源获取等[2]。
循证级别和推荐强度
循证级别和推荐强度
| 项目 | 标准 | |
|---|---|---|
| 证据级别 | ||
| 高→A | 进一步研究也不可能改变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 |
| 中→B | 进一步研究很可能影响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 |
| 低→C | 进一步研究极可能影响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且评估结果很可能改变 | |
| 推荐强度 | ||
| 强→1 | 影响推荐强度的因素包括证据的质量、病人最关注的结果和费用 | |
| 弱→2 | 意愿和价值观的不确定性或可变性，利弊关系不确切，推荐证据肯定性较弱，费用高或资源利用不合理 | |
本共识编写过程中，未接受任何团体或公司的资助。
本共识按照《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的要求进行常规投稿、审阅、定稿后发表。
(1)肝细胞肝癌患者无论肿瘤位于何处，都可以考虑外放疗可能带来的好处，但肝功能为Child-Pugh C是肝内病灶放疗的相对禁忌；循证级别B1；(2)小肝细胞肝癌不宜手术切除者，SBRT与射频消融一样，作为不能手术的肝细胞肝癌的替代治疗手段；循证级别B1；(3)肝细胞肝癌窄切缘需要术后辅助放疗；循证级别B1；(4)对局限于肝内的肝细胞肝癌，接受介入栓塞化疗后有肿瘤残存者，外放疗可以补充介入治疗的不足，巩固疗效，延长患者生存期；循证级别B1；(5)肝细胞肝癌伴有门静脉或下腔静脉癌栓者，应给予外放疗；循证级别B1；(6)肝细胞肝癌肝外转移(淋巴结、骨、肾上腺、肺、脑转移等)，转移灶浸润、压迫导致的症状如疼痛、黄疸、咳嗽等，外放疗可以有效缓解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循证级别B1；(7)肝功能为Child-Pugh A者，全肝耐受放疗剂量为28~30 Gy (常规分割)或23 Gy (4~8 Gy大分割)，V30≤60%；循证级别B1。
肝内肿瘤的SBRT主要针对小的肝细胞肝癌。日本Sanuki等[3]报道185例直径<5 cm的肝细胞肝癌接受SBRT，3年LC、OS率分别为91%、70%。我国报道的5年OS率为64%[4]，与文献报道的小肝癌外科手术切除或肝移植的生存情况相似[5]。美国报道224例不能手术切除的小肝细胞肝癌，其中161例接受射频消融，63例接受SBRT，回顾性分析显示射频消融和SBRT的1、2年OS率比较分别为70%、74%，和53%、46%，两组无显著差别[6]。因此，SBRT可作为不宜手术切除小肝癌的替代治疗手段。
符合肝移植适应证的肝细胞肝癌患者，原位肝移植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由于肝脏供体数量有限，许多患者在较长的肝源等待过程中发生肿瘤进展，从而丧失最佳的治疗机会。因此，在肝源等待过程中的衔接治疗对延缓肿瘤进展就显得非常重要。美国Rochester大学医学中心和密西根William Beaumont医院报道了18例移植前接受SBRT的肝细胞肝癌患者[7]，中位放疗剂量为50 Gy分10次，10例病灶出现病理性坏死，没有≥3级胃肠道反应和放射性肝损伤的发生；放疗后的中位肝源等待期为6.3个月，其中12例患者成功地接受了肝切除或肝移植术；术后中位随访期为19.6个月，所有患者均存活。关于肝癌肝移植前放疗，相似的报道还有很多[8,9]。因此，SBRT是肝癌患者肝移植前肝源等待期间的一种安全有效的衔接治疗，能够在移植前缩小或控制肿瘤，提高生存获益，应受到更多重视。
临床资料证实，对局限于肝内的不能切除的肝细胞肝癌病灶，如果介入栓塞化疗(TACE)后碘油沉积不佳，结合外放疗可以提高疗效[10,11,12]。尤其是肿块>5 cm的病灶，TACE很难达到肿瘤完全缺血坏死。这是由于大的肿瘤存有肝动脉与门静脉的双重血供，TACE即使将肿瘤的供血动脉完全栓塞，门静脉血供仍存在，不能完全阻断肝内肿瘤供血，致使肿瘤残留，而残留的肿瘤细胞则是日后复发、转移的根源。因此，TACE结合放疗可以弥补单纯TACE的不足。国内回顾性资料显示TACE结合外放疗与单纯介入治疗的2、3年OS率分别为42.3%和26.5%、24.0%和11.1%(P=0.026)[10]。韩国的回顾性研究显示，TACE结合外放疗与单纯TACE的2年OS率分别为36.8%和14.3%(P=0.001)[11]。综合国内外的相关报道，TACE联合外放疗的肝细胞癌患者2年OS率为50%~60%，3年OS率较单纯TACE提高10%~28%[12]。
伴有静脉癌栓的肝细胞肝癌患者预后很差，中位自然生存期仅3~4个月。肝细胞肝癌伴门静脉或下腔静脉癌栓的回顾性分析，比较同期接受与不接受放疗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我国报道为8.0个月和4.0个月[13]，日本报道为10.0个月和3.6个月[14]，韩国报道为11.7个月和4.7个月[15]，我国台湾报道为7.0个月和3.9个月[16]。以上4个回顾性研究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支持放疗可显著延长患者生存期(P<0.01)。另有研究显示，对可手术切除的肝细胞肝癌伴门静脉癌栓患者，186例接受手术切除，185例接受包括原发灶和静脉癌栓的3DCRT，中位放疗剂量为40 Gy (30~52 Gy)，两组均结合TACE，放疗组中位生存期为12.3个月，手术组为10.0个月，两组间生存曲线有显著性差异(P=0.029)，多因素分析也显示放疗有益于患者生存[17]。
中央型肝癌是指与门静脉分叉部、三支主肝静脉、下腔静脉汇合部和肝后下腔静脉主干距离≤1 cm的肝癌。对于大部分中央型肝癌(位于肝脏Ⅳ、Ⅴ和Ⅷ段)和小部分外周型肝癌(位于肝脏Ⅱ、Ⅲ、Ⅵ和Ⅶ段)，肿瘤邻近或累及肝门部血管主干，即使手术切除肿瘤，也难以满足切缘安全界>1 cm要求，甚至部分患者手术切缘为阳性，从而影响疗效。针对这类患者，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首次报道了肝细胞肝癌窄切缘术后辅助放疗的结果[18]：研究纳入181例患者，分别为窄切缘手术联合术后放疗组33例、单纯窄切缘手术组83例、宽切缘手术组65例，3个组3年OS率和DFS率分别为89.1%和64.2%、67.7%和52.2%、86.0%和60.1%；与宽切缘组相比，窄切缘手术联合术后放疗组的OS率(P=0.957)和DFS率(P=0.972)均与之相近；与单纯窄切缘手术组相比，窄切缘手术联合术后放疗组的OS率(P=0.009)和DFS率(P=0.038)均有显著优势。该研究显示术后辅助放疗可弥补窄切缘手术的不足，而且未带来严重的不良反应，为前瞻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肝细胞肝癌肝外转移包括淋巴结转移、肺转移、骨转移、肾上腺转移、脑转移等。这些情况需要进行包括放疗在内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回顾性研究将伴有淋巴结转移的肝细胞癌病人分为接受和不接受外放疗两组，结果发现接受外放疗组中位生存期为9.4个月，不接受放疗组中位生存期为3.3个月，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都有显著差异(P<0.001)[19]。多个报道显示外放疗对肝细胞肝癌的淋巴结转移是安全有效的[20,21]；对肝细胞肝癌的肾上腺[22]、骨或软组织转移[23]、肺转移[24]或脑转移[25]，外放疗可使转移灶缩小、症状缓解，从而带来临床获益。
尽管不同病期肝细胞肝癌放疗的循证医学证据级别不是很高，但其他治疗手段也未有更高的循证医学证据或更好的治疗效果；尽管中晚期肝细胞肝癌患者接受外放疗往往以姑息减症为目的，但应充分考虑放疗可能带来的好处，并鼓励进行高级别的前瞻性临床研究。
放疗目的分为根治性、姑息性和辅助性(术前或术后)放疗。小肝细胞肝癌的SBRT应该以根治性为目的。除此之外，中晚期肝细胞肝癌的放疗基本上属于姑息性放疗。姑息性放疗目的是减轻患者疼痛、梗阻或出血等症状，或使得肿瘤发展减缓，从而有效延长患者生存期。对局限于肝内的中晚期肝细胞肝癌，通过姑息性放疗，一部分患者可出现肿瘤缩小或降期，从而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包括肝移植)，属于转化治疗。对于窄切缘或裸切缘术后的肝细胞肝癌患者，术后辅助放疗可降低复发率，提高OS率。
原发性肝细胞肝癌不仅会浸润周围的肝组织，还会通过淋巴管途径转移。因此，我们把肿瘤靶区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肉眼或影像学上的可见病灶(GTV)；另一部分是肉眼或影像学上看不见的病灶，需借助显微镜方能看到肿瘤细胞，或成为日后复发转移的常见区域，称为亚临床灶，如肿瘤边缘的微浸润灶和潜在转移危险的淋巴结引流区。放疗科医生把亚临床灶和可见病灶合在一起，统称为CTV。肝细胞肝癌出现淋巴引流区转移相当少见，因此，CTV一般不包括淋巴引流区。对于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的患者，CTV应包括其所在的淋巴引流区。其余情况(如局限于肝内、癌栓、肾上腺转移、肺转移等)的CTV根据不同的照射技术，在影像学可见病灶的基础上外扩0~4 mm[26]。肝内病灶的GTV勾画必须结合动脉相、静脉相互相参考；MRI对肝内病灶显示较清楚，PET-CT可以了解肝外病灶情况，GTV勾画应尽量参考多种影像学资料。肝癌放疗野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充分利用正常肝组织所具有的强大再生能力。在设计放射野时，尤其是大肝癌，最好能保留一部分正常肝组织不受照射，让这部分正常肝组织在大部分肝脏受到照射情况下得以再生。
必须明确以下3个问题：肿瘤受量；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受量；非常规分割剂量如何换算为常规分割剂量。SBRT属于根治性放疗，最佳的剂量分割模式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文献报道的放疗剂量跨度很大，总剂量24~60 Gy，分割次数3~10次。有研究认为高剂量的照射能提高治疗效果，比如Jang等[27]报道82例行SBRT的肝癌患者，其中高剂量组(>54 Gy分3次)的4.5年LC率和OS率分别为100%和68%，明显高于低剂量组。也有研究显示较低剂量的照射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比如日本报道185例小肝细胞肝癌患者，总剂量为40 Gy或35 Gy，分5次照射，3年LC率和OS率分别为91%和70%[3]。我们建议在肝脏及周围脏器可耐受的前提下，尽量给予较高的照射剂量。对姑息性放疗的肝细胞肝癌患者，肿瘤的放疗剂量取决于全肝和(或)周围脏器的耐受量。肝脏放射耐受剂量视患者肝功能情况及每次的分割剂量有所不同。正常肝体积也是影响因素。肝功能为Child-Pugh A者，3DCRT时常规分割放疗全肝耐受量为28~30 Gy[28]，或非常规分割放疗全肝耐受量为23 Gy (4~8 Gy/次)[29]，或常规分割放疗肝脏耐受量V30<60%[30]；SBRT时，正常肝体积>700 cm3<15 Gy分3次，或正常肝体积>800 cm3<18 Gy分3次，这些剂量是安全的[31]。肝功能为Child-Pugh B者，肝脏对射线的耐受剂量明显下降。由于亚洲肝细胞肝癌患者常伴有肝硬化和脾功能亢进，导致胃肠道静脉扩张和凝血功能较差，胃肠道的放射耐受剂量低于RTOG的推荐剂量。韩国报道，123例肝细胞肝癌患者接受45 Gy分25次的3DCRT，23例(18.7%)出现上消化道出血，经胃镜证实，13例(10.6%)为放射线诱发的胃肠道出血[32]。非SBRT的低大分割外放疗，利用LQ模式将其放疗剂量换算为BED，有乙肝感染患者的肝细胞α/β比值取8 Gy[33]，肿瘤细胞α/β比值取12~15 Gy[34,35]，作为剂量换算参考。
2DRT已成历史，3DCRT已经普及。实践证明，在肝脏呼吸动度<1 cm情况下可以用C型臂加速器调强放疗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癌[36]。HT的优点是适用于多靶区治疗，且具有较好的剂量学分布优势。SBRT主要适用于小肝癌，在大肝癌或癌栓上的应用也有所报道[37,38]。质子、重离子等粒子治疗肝细胞肝癌已逐步开展，其不良反应小，但目前尚缺少疗效比较的临床研究。肝癌的放疗究竟选择哪一种放疗技术，以国内放疗界现状而言，通常不是取决于医生，而是取决于每家医院所拥有的放疗设备。理论上说，IGRT可提高治疗疗效，临床上已经有相关报道。对肝细胞肝癌伴有门静脉和(或)下腔静脉癌栓的患者，接受IGRT患者的中位生存期15.5个月，而3DCRT为10.5月(P=0.005)[39]；韩国也有类似报道，IGRT可明显提高患者生存率，并减少放疗次数[40]。HT最适合多发病灶的肝细胞肝癌患者，韩国报道利用HT技术治疗同时存在肝内和肝外病灶(肺、肾上腺、软组织转移)的患者，每个病例平均3.5个病灶，结果显示中位生存期为12.3个月，放疗病灶的1年LC率为79%，且没有4级的不良反应[41]。
SBRT用于小肝癌的治疗，必须满足以下条件：4DCT的影像引导或肿瘤追踪系统；非常精确的体位固定；放疗前的个体化图像校正；放射线聚焦到肿瘤及肿瘤外放疗剂量跌落快。粒子治疗肝细胞肝癌已有不少报道。美国报道，局限于肝内的76例肝细胞肝癌患者(平均最大经5.5 cm)接受质子放疗，其3年PFS率为60%，无明显不良反应[42]。44例局限肝内的肝细胞肝癌，中位最大径5 cm (1.9~12.0 cm)，放疗58 Gy分15次，2年OS率为63.2%[43]。一篇Meta分析包括了70篇粒子治疗肝细胞肝癌的临床研究，患者生存率高，不良反应小[44]。目前尚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支持粒子治疗肝细胞肝癌较光子有生存优势。
呼吸运动是导致肝脏肿瘤在放疗过程中出现位移和形变的主要原因，器官运动引起的CTV内边界位置变化，称为ITV。目前，多种技术已用于减少呼吸运动带来的ITV变化，这些技术覆盖了肝癌放疗从靶区勾画到治疗评估的各个环节。以照射过程为例，常用技术包括门控技术、实时追踪技术、呼吸控制技术和4DCT技术等。不管使用哪项技术，利用腹部加压能够简单易行地减少肝脏的呼吸动度，腹部加压的部位应该在剑突与脐连线的上半部，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肝脏的呼吸动度[45]。
a.与手术的结合：对局限于肝内的大肝癌如果不宜手术切除者，通过TACE、放疗的综合治疗，使肿瘤缩小或降期，可让一部分患者获得手术切除机会，从不能根治到获得根治。对R2切除者的外放疗是否有生存优势未见报道；对肝门区的肝内肿瘤，手术切缘<1 cm，术后辅助放疗可降低复发率，提高OS率和DFS率[18]；对等待肝移植的肝细胞肝癌患者，放疗可以延缓肿瘤进展或降期，是安全有效的衔接治疗。
b.与TACE的结合：TACE可以栓塞肿瘤的动脉血供，减少肿瘤负荷，延缓肿瘤的进展。TACE和外放疗结合，可提高肿瘤控制率和延长患者生存期，Meta分析显示介入治疗结合外放疗，其3年OS率较单纯介入提高10%~28%[12]。韩国多中心回顾性分析显示，78.4%接受外放疗的肝细胞肝癌患者，都接受过TACE[46]。对肝内肿瘤伴有动静脉瘘的患者，外放疗可使20%患者动静脉瘘消失，从而继续接受介入治疗[47]。对伴有肝外转移者，可对肝内病灶进行TACE，肝外病灶进行外放疗，以减轻患者症状。研究显示肝内病灶TACE 2周后进行外放疗，可出现轻度的肝功能异常，但CTCAE的≥3级肝损伤仅2.5%[48]；因此建议TACE 2周后便可以进行外放疗。
c.与动脉灌注化疗的结合：韩国2个肿瘤治疗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将Ⅲ或Ⅳ期肝细胞肝癌患者进行配对分析，比较了106例经肝动脉灌注氟尿嘧啶和顺铂局部化疗结合同步外放疗，和106例未接受肝动肪灌注化疗的单纯放疗患者，其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1.4个月和6.6个月，两组生存曲线有显著差异(P=0.02)[51]。对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外放疗结合氟尿嘧啶动脉灌注可能有生存获益。
d.与分子靶向药物的结合：亚太地区临床试验显示，索拉菲尼可以延长晚期肝细胞肝癌患者OS期约3个月[49]，放疗亦能提高肿瘤LC率和延长生存期。Ⅱ期临床研究显示，索拉菲尼联合外放疗疗效未有提高，而不良反应却增加，因此肝内病灶放疗必须谨慎联合使用索拉菲尼[50]。
e.放疗中抗肝炎病毒治疗：韩国报道48例乙肝病毒感染并发肝细胞肝癌的患者接受外放疗，16例放疗前和放疗中服用拉米夫定，32例未服用抗病毒药物，结果显示未抗病毒组发生21.8%(7/32)乙肝病毒复制，抗病毒组则未发生病毒复制，两组乙肝活动发生率有显著差异[52]。因此，对于HBV-DNA阳性的肝癌患者建议应用核苷类药物(NAs)抗病毒治疗，并优先选择恩替卡韦(ETV)或替诺福韦酯(TDF)治疗[53]，防止乙肝病毒复制活跃。
对肝内肿瘤的放疗，可能诱发不同程度的肝损伤，轻者表现为Child-Pugh评分上升、转氨酶上升，严重者可以出现RILD。RILD是肝脏放疗的剂量限制性并发症，尤其是肝癌伴肝硬化患者。RILD诊断标准仍然采用1992年Lawrence的定义，分典型性和非典型性两种类型：①典型RILD：碱性磷酸酶(AKP)升高>2倍，无黄疸，排除肿瘤进展导致腹水、肝肿大。②非典型RILD：转氨酶超过正常最高值或治疗前水平的5倍。RILD必须与药物性肝炎、介入治疗引起的肝损伤、病毒性肝炎急性发作、梗阻性黄疸和肝内肿瘤进展等情况进行鉴别。一旦发生RILD，死亡率极高[54]。因此，先前存在肝病的肝癌患者选择放疗时必须谨慎[55]。
肝细胞肝癌放疗后随访观察内容：受照射肿瘤的LC情况；正常肝组织的不良反应并给予及时处理；放射野外的肿瘤进展情况。放疗后1.5月随访1次，以后每隔3个月随访1次，2年后原发灶和转移灶都控制良好的情况下，每半年随访1次。
①影像学的变化：放疗过程中和放疗结束时肿瘤体积多保持SD，较少出现肿瘤缩小，尤其介入治疗后碘油沉积，肿瘤是否存活更加难定。采用不同评标准和在不同时间评价，其结果往往也不一样。Price等[56]分析了26例行肝癌SBRT的患者，以RECIST评价放疗效果，放疗后12个月CR者占15%，以EASL标准评价，CR者占50%；RECIST标准评价为PR 9例，SD 1例，但以EASL标准评价则为CR，明显的缓解出现在放疗结束后9个月。因此，肝细胞肝癌SBRT的疗效评价EASL标准要优于RECIST标准。此外，根据SBRT作为原位肝移植术的"桥梁"治疗的临床研究结果[7,57,58]，分析SBRT后肿瘤组织的病理学特点，pCR达27%；然而，大部分SBRT临床研究的LC率为70%~100%，这与SBRT后肿瘤细胞坏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有关；影像学评价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2~24个月，而肝移植往往在SBRT后4~7个月进行，可见评价时间不同疗效也有可能不同。因此，评价SBRT真实疗效需要仔细连续动态观察，直到肿瘤进展。
放疗后肝实质的组织病理学特征为血管闭塞性疾病[59,60]。Olsen等[61]报道2例SBRT后行手术切除的患者，放射性肝损伤的病理学表现为病灶区伴中央小叶堵塞和纤维化的血管闭塞性疾病，同时放射肝实质区和非照射肝实质区的界线清晰。由此，受照射肝实质在CT上往往表现为边界清楚的低密度区，称为肝实质对放射线的反应[62,63,64]；这个区域与周围肝实质界线清晰，增强CT时通常表现为门静脉期或延迟期增强。根据动态增强CT评价伴肝硬化患者放射诱导的肝实质反应，开始的中位时间为治疗后3个月，高峰期为治疗后6个月，治疗后9个月开始消失，至少1/3患者在治疗后12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保留这些变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不要误认为是LR，因为SBRT后肿瘤活性存在的时间与该时间窗有重叠[63]。
②实验室检查：放疗前后必须完成血常规、血生化、出凝血酶原时间等检验；如果肿瘤标志物(AFP、CA199、CEA)升高，也必须随访这些指标；HBV-DNA在放疗前必查，放疗后视情况(放疗前升高者，口服抗病毒治疗药物后需要监测，1次/月)。
③为排除肝外转移，有条件者可以推荐全身PET-CT检查。
文献报道的原发性肝癌内放疗包括90Y玻璃微球疗法、131I单克隆抗体、放射性碘化油、125I粒子植入。90Y玻璃微球经过肝动脉进入肿瘤血管，发出β射线，杀灭肿瘤。国外回顾性研究比较86例BCLC分期为B期的肝细胞肝癌患者，42例接受常规介入治疗，44例接受90Y微球疗法，OS期分别为18.0个月和16.4个月(P>0.05)[65]。对BCLC分期为C期的肝细胞肝癌患者，如果伴发门静脉主干癌栓则接受常规介入栓塞治疗有风险；由于90Y玻璃微球不通过栓塞肿瘤血管而发挥作用，因而具有优势[66]。也有报道采用90Y玻璃微球作为肝移植前肝源等待期的衔接治疗[67]。总体而言，常规碘油介入栓塞化疗和90Y玻璃微球疗法的OS期相似[68]。对肿瘤内伴有动静脉瘘的患者不宜使用90Y玻璃微球。目前，90Y玻璃微球治疗肝细胞肝癌缺乏多中心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回顾性分析未显示出明显优势，以及存在核素放射性衰减及防护问题。国内90Y玻璃微球的应用尚未经过SFDA批准，在BCLC的分期和诊治指南中，亦未推荐90Y用于肝细胞肝癌的治疗。
放射性粒子植入是局部治疗肝细胞肝癌的一种有效方法，放射性粒子可持续产生低能X射线或γ射线，在肿瘤组织或受肿瘤侵犯的管腔(门静脉、下腔静脉或胆道)内植入放射性粒子后，通过持续低剂量辐射，最大程度杀伤肿瘤细胞。125I粒子植入技术包括组织间植入、门静脉植入、下腔静脉植入和胆道内植入，分别治疗肝内病灶、门静脉癌栓、下腔静脉癌栓和胆管内癌或癌栓。方主亭等[69]采用血管内植入125I粒子条及支架联合介入栓塞治疗223例肝癌合并门脉主干癌栓患者，给予癌栓的放射剂量为(150.4±4.6) Gy (范围138.6~159.9 Gy)，中位生存期为(505.8±45.8) d，术后1、2年OS率分别为53.3%、36.9%。
目前，国际通用巴黎系统标准要求植入的放射源活度均匀、相互平行、距离相等，各源中心应处于同一平面，这就必须有内放疗计划系统的引导。但即便有治疗计划系统，由于穿刺植入途径可能存在阻挡或需避开周围敏感组织以及操作手法误差，很难做到肿瘤靶区，尤其是边缘区剂量的绝对均匀。此外，除125I粒子条腔内植入外，组织间粒子植入后移位、迁徙甚至异位栓塞等并发症，同样缺乏有效防治措施。其他国家的肝细胞肝癌诊治指南未推荐125I内放疗。
肝内胆管细胞癌是指起源于二级胆管及其分支上皮的腺癌。
(1)小的肝内胆管细胞癌不宜外科手术切除者，应该考虑SBRT；循证等级C1；(2)不能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细胞癌，可以接受外放疗或放化疗结合的综合治疗；循证等级B1；(3)对R0切除的肝内胆管细胞癌，不必术后辅助放化疗；R1或R2切除者术后放化疗可以延长患者生存期；循证等级C1。
肝内胆管细胞癌容易出现淋巴结转移和沿肝内胆管浸润性生长，符合SBRT指征的病例不多。美国Mayo诊所报道10例肝内胆管细胞癌接受45~60 Gy分3~5次的SBRT，随访中位时间14个月，LC率为100%，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放射野外的肝转移病灶复发或肝外播散[70]。另一篇报道34例不宜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细胞癌接受SBRT，30 Gy分3次，LC率79%，中位生存期17个月，3级不良反应发生率12%[71]。理论上，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放射敏感性不及肝细胞肝癌，这是因为胆管细胞癌的α/β比值低于肝细胞肝癌，对于α/β比值越低的，其大分割放疗受益越大。对不宜手术切除的早期肝内胆管细胞癌，应该考虑SBRT。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回顾性分析84例不能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细胞癌，35例接受放疗，49例不接受放疗；放疗组中位生存期9.5个月，1、2年OS率分别为38.5%、9.6%，而非放疗组患者分别为5.1个月、16.4%、4.9%(P=0.003)；多因素分析显示是否接受放疗是预后影响因素，肝内肿瘤位于或靠近肝门区放疗效果优于周围型患者[72]。美国Lawrrence选择46例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入选标准包括预计生存超过12周、ECOG评分≤2分、肝肾功能正常、骨髓储存功能好、≥15%正常肝不在放射野中，放射性肝损伤概率<10%。患者经3DCRT和动脉灌注氟尿嘧啶化疗的中位生存期达13.3个月，OS率优于历史对照[73]。美国多中心Ⅱ期临床研究，用质子放疗37例肝内胆管细胞癌，肿瘤的中位最大径为6 cm (2.2~10.9 cm)，放疗剂量为67.5 Gy分15次，2年OS率为46.5%，LC率为94%[42]。
153例肝内胆管细胞癌R0切除，93例(60.8%)术后复发，仅16例(17.2%)复发部位在切缘2 cm以内或淋巴转移区。由于这些部位属于术后辅助放疗区域，因此术后放疗很难降低复发率[74]。Meta分析表明，R0切除的肝内胆管细胞癌术后辅助放化疗不能改善预后[75]。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报道38例肝内胆管细胞癌邻近大血管，无切缘切除(null-margin resection：一种特殊的R1切除方式)，14例术后接受50~60 Gy的IMRT，24例未接受放疗，放疗组中位生存期21.8个月，未放疗组仅15.0个月，两组生存曲线差别显著(P=0.049)[76]。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回顾性分析1990-2008年90例肝内胆管细胞癌，初诊即存在影像学上的腹腔淋巴结转移，给予肝内病灶手术切除，24例接受术后转移淋巴结的常规分割放疗，剂量为34~60 Gy (中位数50 Gy)，66例术后不放疗；放疗组淋巴结CR和PR分别为37.5%(9/24)和37.5%(9/24)，放疗组中位生存期为19.1个月，未放疗组为9.5个月(P=0.011)；放疗组与未放疗组患者死于淋巴结转移分别为12.5%和16.7%(P>0.05)，但未放疗组患者肝内转移病灶复发者多见[77]。
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放疗技术和肝细胞癌大致一样(见肝细胞癌放疗技术)，但在放射野的确定与其他治疗结合方面略有不同。
对肝内不能手术切除的胆管细胞癌，GTV为肝内的病灶，如果伴有淋巴结转移，则必须包括淋巴引流区；如果没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CTV是否扩大到淋巴引流区，尚无临床依据。肝内胆管细胞癌GTV至CTV外扩5~8 mm[78]。
备注 《2016年原发性肝癌放疗共识》编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顾问(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高献书、康静波、郎锦义、李晔雄、申文江、王绿化、于金明、张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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